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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學術文章

    2012年研究會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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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環境法庭的制度考察及啟示

    發布日期:2017-02-08 發表者:原創文章 瀏覽次數:24360次

    印度環境法庭的制度考察及啟示*

    鄧 禾   王國萍 (重慶大學西部環境資源法制建設研究中心,重慶 400044)

    摘要:隨著環境糾紛數量的不斷增長,環境法庭應運而生,這一新生事物引起學界和司法界的極大關注,但對于這一特殊的法庭應該如何運作,目前仍然屬于探索階段。本文通過研究分析印度環境法庭產生背景、程序規則、法庭運作和案件審理方式等情況,認為其法律配置尤其是環境法庭程序法、人員配備、受案范圍、管轄設置、巡回制度等規定都值得我們大力借鑒。

    關鍵詞:環境法庭;印度;審判制度

    引言

    隨著環境保護的緊迫性和現代環境監管的復雜性,很多國家已經出現新型的司法形式——環境審判專門化組織:環境法院或法庭。[①]澳大利亞、新西蘭和美國的一些州已經出現了環境法院,丹麥、芬蘭、瑞典等歐洲國家劃分了法院系統,成立了專門的環境法庭。然而更引人注目的是,印度、孟加拉、肯尼亞和馬拉維等發展中國家也名列其中,尤其是印度,近年來在創建責任政府,保護公民基本權利以及環境保護等方面都取得了顯著的成就。

    鑒于印度和中國各方面的相似性,其制度對我國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首先,中國與印度同為發展中大國,人口眾多,貧困人口比重較大,因此兩國共同面臨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艱難抉擇;其次中印兩國國家結構形式較接近,印度憲法規定印度是一個聯邦制國家,但實際上印度的聯邦制與典型的中央集權制國家或單一制國家相比有著許多的相似之處,這不僅表現在印度的立法權高度集中于中央的聯邦議會,也表現在印度的中央行政機關與地方行政機關的關系上,而且印度實行單一的司法體系。[②]最后從法律比較的角度看,基于特有的法治前提或對環境制度的不同理解,各國的環境審判表現出極大的差異性與多樣性,但幾乎所有國家都以環境保護作為法律的重要追求,因此環境法庭設置的差異首先不是價值層面的差異,而是法律技術層面的差異,是一個特定法律制度背景下如何合目的,合體系的構建環保法庭制度的問題。

    一、印度環境法庭設置的法律依據分析 (一)印度綠色憲法---從環境短視(enviromyopicity)到環境敏感(envirosensitivity)

    印度1950年版憲法以貿易和財產權利為主導,環境相關權利是顯著缺席的,因此環境審判對印度司法體系是個陌生的稱謂,1976年的《憲法》第42次修正案,通過48條A[③] 和51條A(g)[④] 增加了環境保護原則,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早期開始,印度法院開始發展一種“綠色憲法”機構去保護公民健康不受環境惡化的有害影響。

    按照日本學者小林直樹的觀點,憲法解釋學和憲法政策學都屬于實用憲法學。[⑤] 印度各級法院的大量判例都據此推導出了公民基本環境權。M.C.Mehta v. Union of India (Oleum Gas Leakage case發煙硫酸蒸汽泄漏案)案首次使環境質量與生命權的關聯得以確認,[⑥]針對企業危險作業(hazardous or inherently dangerous activity)的侵權責任,印度最高法院提出沒有任何免責事由的絕對責任(absolute liability)標準,超越了普通法上the Rylands v. Fletcher[⑦]案件所確立的當時比較流行的嚴格責任(stricit liability)標準,法院依據其自身職能對憲法21條“生命“(life)做了更寬泛的解釋,從而大大豐富了公民基本環境權的內涵,通過47條,[⑧]48條A款和51條A(g)款的規定,印度最高法院在兩個方面擴展了這項消極權利,第一,任何影響到人身自由的法律都應當是合理、公正的;第二,承認了第21條所隱含的權利,即生命權包括一項清潔環境的權利。[⑨]到了20世紀90年代,印度法院往往將憲法的環境保護原則與生命權等基本權利結合起來,從而推導出環境權。

    (二)1995年國家環境法庭法案(National Environment Tribunal Act,1995)及國家環境上訴機構法案(National Environment Appellate Authority Act,1997)

    印度早在1995年和1997年就對環境審判制度進行立法規定,立法機構最初支持國家建立環境專門審判制度,但最后由于最高法院的部分干預,實質上導致這兩部法案基本未生效。[⑩]考慮到環境案件結案率問題,97法案批準了對原告資格審查的限制,[11]但是從2000年起,審判員便不再被97法案任命了,[12]2010年綠色法庭法案第38條1-8款明確規定這兩部法廢止。雖然這兩部法案并沒有直接促成環境法庭的設立,但是它對環境專門審判制度的支持性規定及其帶來的公眾與理念影響為后來的發展奠定了一定基礎。

    (三)2010年綠色法庭法案(National Green Tribunal Act,2010)[13]與2011年綠色法庭(實踐與程序)規則(National Green Tribunal (Practices and Procedure) Rules,2011)

    為了履行在1972年斯德哥爾摩宣言和1992年里約環境與發展會議中所作出的承諾,即將采取適當的步驟去保護和改善人類環境,并注意提供通往司法和行政程序的有效途徑,包括賠償和救濟措施等,印度在2010年6月通過了國家綠色法庭法案(以下簡稱NGTA),這是建立環境法庭的直接法律依據,它為建立環境法庭而提供保障;為環境保護案件、森林保護案件和其他資源保護案件的有效、快捷審理而提供保障;為環境法律權利的實現而提供保障;賦予了對人身和財產損害賠償提供救濟的權利等。此外在環境森林部的倡導下2011年4月通過的國家綠色法庭實踐與程序規則(以下簡稱法庭規則),共37條,對環境法庭的審理程序做了詳細而完備的規定,總體特色是簡化訴訟手續和程序、降低訴訟成本和保持程序的靈活性,其為環境案件審判提供了進一步的法律與制度依據。

    此外印度現行環境監管下救濟方式的支離破碎,有助于印度國內建立環境法庭的“實踐必要性”爭論。更糟糕的是,憲法法院面臨著環境案件頻發高發的局面,法律委員會(以下簡稱LCI)的124次報告描述高等法院的未決案件為“災難性的,危機四伏的,無法管理的,對現有體系施加了無法預測的負擔?!盵14] 面對環境訴訟的高度公開及案件種類的不斷細化,他們不能投入必要的時間與精力去處理迫切需要關注的環境問題。此外科學不確定性的困擾,法院包括憲法法院缺乏靠技術去判決環境糾紛的優勢,提供審查的路徑迷茫及依據現有法規上訴的非專業官僚主義都導致審判延遲,最高法院至少在三個里程碑案子中表達了由于法官缺乏相應的專業知識導致司法審查受挫。受害者必須依據不同的法規采用不同的訴求路徑,大量司法機構管轄權的分散與多樣的合理化也一直是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土地環境法院、新西蘭環境法院的一個重要目標?;谝话惴ㄔ禾幚憝h境法日益專業化問題的極端不足以及超越傳統分離審查角色的迫切需求,因此LCI建議設立一個多面多功能機構,將現行環境法領域中環境法庭所提供的服務相融合,像“一站式商店”[15]一樣更快捷,更經濟有效的解決環境糾紛,因為科學不健全或延遲判決可能帶來不可逆轉的環境損害與不可挽回的經濟損失。

    二、印度環境法庭的制度考察 (一)印度環境法庭的人員組成

    審判隊伍是環保法庭的核心和靈魂,而審判隊伍是否專業直接影響到環境案件的審判效率和實體公正性。印度環境法庭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其人員配備,鑒于早期對環境問題的專業性與跨學科性早有定論,所以環境法庭由司法人員和技術專家構成。其組成包括:(1)一名全職審判長,(2)分別不少于10名、最多不超過20名的全職司法人員和全職技術專家,具體人數以中央政府公告為準,法庭審理案件至少需要1名司法人員及兩名技術人員。司法人員的任職條件為:最高法院或高等法院的現役或退休法官;專家任職條件:(1)有理學碩士學位或科學(包括物理科學和生命科學)博士學位,或工程碩士或技術碩士學位,并且有15年相關領域工作經驗,其中包括五年的在知名國家級機構處理環境和森林領域的實際經驗(包括污染控制,危險物質管理,環境影響評價,氣候變化管理,生物多樣性管理以及森林保護);(2)或有15年的行政經驗其中包括5年在中央政府、州政府或知名國際級機構或州級機構處理環境問題的經驗。為了避免這種法官資格的認定使得法庭成為高級公務員潛在的養老院,所以明確規定這些法官不能處于管理職位,而且選任時必須確保透明度和相應責任制度。法案對司法人員和技術專家的辭退也做了詳細的規定,此外法案明確將審判長,司法人員,專家成員及其他雇員的角色定位為公共服務者。

    (二)印度環境法庭的管轄權限

    印度綠色法庭法案將其解決環境糾紛的管轄權分為以下兩類:第一民事案件管轄權及執行權:對民事法院所擁有的解決環境糾紛的全部權力,以及依據1908年的民事訴訟法典和1963特定救濟法等法規擁有的授權救濟的權力,環境法庭都有初審管轄權。[16]具體來說主要是對所有涉及環境實質問題的民事案件[17](包括涉及環境的法令權利的執行),以及實施相關法律規定所引起的此類問題都擁有管轄權。[18] 第二類是行政審查權:主要包括對環境行政行為、環境行政命令、環境行政執法、環境行政許可進行的“上訴”的訴訟,綠色法庭法案對此采用了“上訴管轄權(appellate jurisdiction)[19]”的表述方式并采取了列舉式的方式進行了規定,主要包括對相關機構作出的命令、判決、發布的指導意見或決定等10種情形。[20]任何人受到這些命令,決定或判決的侵害,都可以在30天內向環境法庭起訴,如有特殊情況,可以延長60天。此外依據1995年國家環境法庭法案,和1997年國家環境上訴機構法案規定的環境法庭的管轄權也將全部轉移給環境法庭。刑事管轄權從法庭的權限中排出,僅僅是因為在任何專門法庭或法院形式中缺少先例。法案規定印度最高法院是任何受害者的上訴法院,涉及法庭對受害人的裁決或命令。

    此外對于嚴格的司法職能,法庭被賦予廣泛的“政策制定”權力去制定框架方案,對之進行管理并適時修訂。但是這些權利與行政決策權不同,僅限于指導污染企業的轉換或關閉,工人賠償方案,對新居住區的水提供制定規定或確保司法公平方面。法庭將有權像憲法法院依據案件事實和情況一樣塑造新理念,而不是像民事法院僅在請求救濟的情況下授權。

    (三)印度環境法庭的程序規則

    印度是英美法系國家,案件審理實行當事人主義,但在環境案件中,案件的受理、審理過程、調查取證等,都由法官主導,實行職權主義,強調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這種合作式(collaborative)的訴訟程序使得法庭從對抗制(adversarial system)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帕格瓦蒂法官在判決中指出,憲法允許最高法院為了保護基本權利采取合適的程序和措施,對抗性程序并非在一切案件中都是最好的選擇,在保護基本權利的案件中,非對抗性程序并非我們想象的那么可怕。同時在環境法庭設立之前,印度法院系統已經因為案件審理和解決速度緩慢而飽受批評,有5600多件關于環境且懸而未決的案件,[21]簡化案件審判程序已經在司法系統內部廣泛討論。環境案件相對普通訴訟案件對審理的時限性有更高的要求,因此環境法庭的建立也成為訴訟程序簡化的契機。在上述理念的指導下,印度環境法庭實行巡回審理制度,案件分類制度和自然正義的證據制度,要求6個月內結案從而簡化訴訟程序。

    1. 起訴資格:在環境案件中,法案將起訴資格賦予“任何人(any person)”,并對“人(person)”進行了明確界定,認為其包括:自然人,印度未分家的戶,公司,企業,協會或團體,董事或理事,地方機構,及其他任何法定擬制人(artificial judicial person)。1950年印度《憲法》沒有關于原告資格的規定,實際上直到20世紀70年代,印度司法實踐一直沿襲英國法傳統,在原告資格方面采用受害人原則(doctrine of aggrieved person),此后印度最高法院認識到,傳統的原告資格規則已不適應福利國家時代的社會、經濟背景,于是開始放寬原告資格規則。環境法庭這種特殊的開放式的起訴資格界定,突破了普通法要求原告具有“特殊利益”的做法,為社會公眾廣泛參與環境訴訟提供了法律基礎。

    2. 巡回制度:最初在五個地方設立環境法庭并采用巡回程序審理,新德里是主法庭設置地,全國有四個相應的法庭分部:浦那,博帕爾,加爾各答和欽奈,這四個地方都是工業污染重鎮。法律規定巡回審判地區,當一起案件被受理后,它就被排號并編入法庭的計算機系統,然后按照設定的時間表開始運行,法官依據日程表到這些地區巡回收案、巡回審理。

    3. 證據制度:印度有著很深厚的普通法的淵源和傳統,這在訴訟模式方面有清晰表現,印度現行的1908年《民事訴訟法典》和1872年《證據法》實行的即是對抗制。但NGTA和法庭規則明確規定環境法庭不局限于1908年民事訴訟法典的程序和1872年證據法的證據規定限制,可以形成自己的程序模式,但是所有案件必須接受自然正義原則的指引,他們在法律委員機構之外將咨詢專家,法官和專家都有權利去進行現場檢查和記錄口頭證據。

    4. 案件分類制度:在法庭接受到正式的申請或起訴時,會依據訴求內容進行分類,不同的案件采用不同的程序處理,并據此收費,如果訴訟請求為賠償或救濟的,要繳納訴訟請求賠償額的1%的費用,但最低不少于一千盧比,如果是多人起訴或多人聯合起訴,應繳納訴求賠償總額的1%,處于貧困線以下的人申請賠償的可以免交,[22]不是賠償的申請或起訴要交一千盧比費用。

    (四)印度環境法庭的責任執行

    如果環境法庭的判決只停留在紙面上,不僅無法實現弱勢群體的正義和解決糾紛的目的,更將導致人們喪失對該制度的信心,由此引導的社會變革也將化為泡影。因此必須找到一種有效的方法來保證判決的執行。印度主要采取了以下方法:

    1. 提起訴訟的個人或團體應該持續關注并為法院命令的執行不斷向執行機構施加壓力,一旦發現命令不被執行,應及時通知法院,法院將要求相關機關給出合理解釋。為保證判決的執行,通常是任命法庭行政人員或者社會積極分子(social activist )作為監督人員,定期檢查法庭命令的執行情況,并向法院作出報告,目前這一方法仍在進一步的改進中,但已經被視作對環境公益訴訟未來的堅定承諾,因為它保證了法庭命令在事實上被遵守。[23]

    2. 個人和組織不遵守法庭命令應繳納相應的罰金或相應的責任。個人的處罰可以是臨時監禁至最長三年有期徒刑或者一億盧比罰款,或兩者并罰;法人團體會被處以2億五千萬盧比罰款并要求相關負責人要承擔個人責任,如果違法行為繼續,將會被處以額外的每天十萬盧比的罰款。如果是故意不執行,法庭將判處責任人蔑視法庭罪,法庭的這一權力對于保障有關環境保護法律和命令的執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3. 法庭作出的對環境損害的任何判給或命令要求支付相關費用時,這些款項必須寄送到依據1991年公共責任保險法第7部分設立的環境救濟基金會。環境損害完全責任不僅包括對污染受害者的補償,并且包括適用治理恢復環境惡化的成本,環境損害修復是可持續發展過程的一個部分,所以印度規定污染者應當承擔個體損害的費用和治理生態破壞的費用。[24]

    三、印度環境法庭的設置對我國的啟示

    環境審判的理想主義模式是建立獨立的環境法院,這是對現行環境保護司法體制的徹底改革,其主要目標是將環境審判從普通人民法院中獨立出來,成為一支直接隸屬于最高人民法院的體系。從整體上而言,其優點不言而喻,解決了管轄權、效率、沖突等種種困擾,但從成本經濟的角度上看,環境法院運行成本較高,重新組建一個機構往往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和上級部門的重視,而且環境訴訟涉及多種訴訟形式,要通過對現有訴訟法理論的全面修正來滿足環境訴訟的需求在目前看來是極為困難的。

    就現有體制下,本著成本小見效快的目的,可以通過小規模的機制創新有效突破傳統訴訟法的限制,不打亂現有的司法體系,建立環境法庭是一種現實主義選擇。專門法庭因為專家法官對法律政策結構的高度一致性理解,可以衍生發展高級程序規范,形成更好的司法效果,它帶來的判決統一性,持續性與可預測性可以增強公眾信心,并促進司法審判的發展與豐富。就我國實際情況看,獲得較為廣泛認可的環境專門化審判組織主要有三類,即環境保護審判庭、環境保護巡回法庭和環境保護合議庭,在專門的環保法院建設上還未見行動。[25]

    從中、印兩國建立環境法庭的背景及發展情況看,在有些方面是可以相互借鑒的。

    第一:相對完備的法律規定。環境審判專門化組織作為審理環境案件的司法審判機構需要依照法律而設立,因此設立環境法院或環保法庭的前提是有相關法律的規定。一方面印度憲法首先在21條確認環境權,這就為公民的訴訟權利奠定制度基礎;其次NGTA明確法院的設立層級、人員組成、受案范圍等具體內容,突出了環境法庭作為環境審判專門組織的專業性職能,同時指引環境案件的當事人依照法律的規定將案件提交到專門的司法審判機構進行審理;第三法庭規則對環保法庭的運行程序,審理程序進行了詳細的規定,不但規定了對原有法律的具體適用,還還針對環保案件的特點進行了特殊的程序設計,使得環保法院審判案件的程序更具可操作性。此外如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的土地環境法院就有相應的《土地環境法院法案》、《環境規劃與評估法案》、《環境保護執行法案》,這都值得我國借鑒,建議我國首先將環境權入憲,其次制定《環境訴訟(程序)法》。

    第二:專業的人員配備。為了應對環境案件技術性,專業性強的特點,各國環境法庭普遍重視技術人員參與,澳大利亞的土地環境法院由法官,技術專家及和解陪審員構成,新西蘭環境法院由環境法官和環境委員會委員作為技術專家組成,法官和委員都要擁有環境科學知識背景。其中當然,澳大利亞與新西蘭和印度的做法并不完全相同,澳大利亞更加強調的是法官和技術專家的組合,技術專家可以更好地彌補法官的不足。而新西蘭和印度則不僅強調技術專家的環境科學背景,而且要求法官也必須具備一定的環境專業知識或處理環境事務經驗。中國雖然成立了環境法庭,但對法官的專業背景并沒有具體的要求,環境法庭成立本身是不能自動解決環境案件專業性強的難題,還應該在人員配備、專業培訓、程序設置等方面進行相應的調整和更新,這樣法庭本身的科學技術會產生一種平等的武器,使得在環境訴訟中,原告與無法比擬的強大集團利益之間的技術差距被沖淡或解決。

    第三:擴張的受案范圍。環保法庭如果沒有案源,環境糾紛不能進入司法程序,那么環保法庭的設立便沒有實質意義。首先我國需要擴大原告資格,通過開放式的起訴資格制度保證社會公眾特別是有關環保非政府組織參與環境保護,從而推動我國多方參與環境治理模式的建立和完善。但擴張原告資格的具體運用需要考量兩個相反的因素:一方面要鼓勵和方便當事人提起環境訴訟,盡可能放寬起訴的要求;另一方面則要防止惡意起訴人濫用環境訴訟程序,防止司法資源配置的無效率。因此,在具體的環境訴訟中,對起訴人的誠實、善意(bona fides)法院要進行審查原;其次通過加強對原告的支持,改變訴訟費用的付費方式等提高原告提起環境訴訟的動力,從而拓寬案源,建議在制度層面設立訴訟費用保險制度、環境訴訟基金制度。

    第四:根據需要確定的管轄。我國目前設置方式主要是指定方式及授權方式兩種,[26]但是目前這種擴大個別法院管轄權的做法對解決跨區域環境糾紛的作用有限。[27]因此我們可以借鑒印度的做法,首先根據需要設立,不需要嚴格按照行政區劃層層設立,以免浪費司法資源;其次根據環境案件的特殊性,設置以環境要素為基礎的集中管轄權,比如有學者提出的建立流域管轄訴訟機制,[28]其具體做法以水污染案件為例,[29]對處于一個省行政區劃內的水資源保護可以交由省會所在城市或與該水域聯系最緊密的地區的一家基層法院統一進行一審,所屬中院、高院設立相應的環保法庭,便于集中管轄。[30] 集中管轄權可以解決環境糾紛的跨區域性問題,將涉及不同行政區域內的環境要素和共同的環境侵權主體統一管轄,這樣可以有效避免地方保護主義對環保法庭案件審理的干擾,統一司法審判標準。

    第五:注重實效的程序設計。首先要大力發展環境巡回審判制度,隨著社會的發展,法治的進步,社會矛盾的復雜化與新型化,這種統一立案——統一排期——一步到庭——當庭審判的做法,已經無法適應解決現代矛盾糾紛的需要,而巡回審判制度符合現代司法的理念,體現了“司法為民”的要求,其最鮮明的特點就是“巡回收案、就地開庭、注重調解”,這種“方便群眾訴訟,不拘于形式”的審判方式,更能使法院的審判活動接近群眾,為群眾所理解、接受,使審判效率得以大大提高,而且它所體現出的“訴訟便利化與人情化”,也與我國“司法為民”的理念相吻合,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印發《關于大力推廣巡回審判方便人民群眾訴訟的意見》應該考慮把環境訴訟納入進來;其次:繼續發揮調解制度的作用,澳大利亞土地環境法院允許當事人雙方進行調解,甚至對于環境行政案件,也可以通過調解結案,印度環境法庭鼓勵在在初審管轄和上訴管轄的任何階段進行和解和調解,調解減少了案件審理所需要的時間、成本和資源,而且在緩和社會矛盾方面有積極的作用。

    四、結語

    隨著環境問題日益嚴重,環境主義在普通公眾中的抬頭,實踐將繼續以“環境”等形式檢驗環境法庭所繪制的邊界。在追求可持續發展的時代,環境問題將被置以更為廣泛的社會政治經濟考量,環境法庭不可能是各種環境問題的靈丹萬藥,但它對環境糾紛解決提供一個新的引導,且進一步推動了綠色法學領域的研究。要使我國環保法庭發揮其優越性,應該明確擴大環保法庭的受案范圍,大力發展巡回制度,配備專業人員并制定專門的程序規則等,切實讓法律這柄“長劍”始終被高高擎起,使我們蕓蕓眾生至少盡可能多的人真正敬畏生命,敬畏自然,與環境和諧共處。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environment disputes, China has established a number of environment tribunals, this newly emerging thing has aroused great attention by academic and judicial circle, but how to run this special tribunal is still in the exploration. This article has analyzed the background,rules of procedure ,operations and trial way of the tribunal, thinking that legal allocation especially the procedure law, staffing, jurisdiction, and circuit is worth us to draw lessons from.

    Key words: Environment tribunal; India; Judicial system

    作者簡介:鄧禾(1968-),女,重慶人,西南政法大學副教授,法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
    王國萍(1985-),女,山西運城人,重慶大學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


    * [基金項目]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武漢大學環境法研究所重大項目“‘兩型社會’建設與環保監管模式創新研究”(08JJD820167)

    [①] 截止2009年,有近41個國家通過整合專業司法專家,來力圖增強環境法的履行和執行。參見G Pring and C Pring, Greening Justice-Creating and Improving Environmental Courts and Tribunals, The Access Initiative, Washington.DC 2009.

    [②] 楊翠柏:《印度政治與法律》,巴蜀書社,2004年版,第138頁。

    [③] 48-A款印度《憲法》第四篇國家政策的指導原則:“國家應盡力保護和改善環境,保護國家森林和野生生物?!?

    [④] 51-A款屬于1976年第42修正案增設的第四篇(甲)—基本義務,內容如下:每個公民應“保護和改善自然環境,包括森林、湖泊、河流、野生生物,并愛護動物”。

    [⑤] 韓大元:《試論憲法社會學的基本框架和方法》,《浙江學刊》2005年第2期。

    [⑥] Supreme Court of India, Judgement of 20 December 1986,(1987)1 SCC 395.

    [⑦] Court of Exchequer Chamber, Judgement of 14 May1866,(1865-66)L.R.1 Ex.26.

    [⑧] 47條為國家有責任提高營養水平、生活水平、改善公共衛生——國家應將人民營養水平與生活水平之提高,以及公共衛生之改進,視為首要職責之一,國家尤應努力推動禁止酒精飲料與有損健康的麻醉藥品之非醫用消費。

    [⑨] 最高人民法院宣告:21條的保護公民的生命權是一種基本權利。生命的享受及其實現包括生命權及在它范圍內的人類尊嚴權,環境的保護與保全,生態平衡不受空氣、水及衛生的污染,沒有這些生命便不能享受,任何違反的行為或行動將導致環境的、生態的、空氣、水等的污染,都被認為是違反21條的行為,從而承認了健康環境權作為生命權的內容之一。

    [⑩] 最高法院考慮認為當科學知識和訴訟請求被作為制定政策的基礎,且被制度化時,法院判決的不確定性就成為了一個問題。由于更多的信息變的唾手可得,科學家可以提煉、修改或摒棄各種參數和模型。然而,機構和法院必須根據現今的科學知識做出選擇,另外,證據通常呈現出一種科學的形式,且難以檢測或駁倒。因此,由知識的不確定或不充足引起記錄的不恰當,可能未得到客觀的考慮或承認。

    [11] 對起訴資格的限制是基于一種假設,即所有人都對自己的權利有明確的認識,并且可以充分利用一切資源保護自己的權利。印度人民大部分都處于貧窮或文盲狀態,因此這一規定實際上剝奪了他們獲得救濟的可能尤其是在面對現代社會侵犯公共利益和社會分散利益的行為時,傳統原告資格不僅限制了救濟的獲得,更使得預防損害的發生成為不可能。因此,為保證法律和正義能夠到達窮人和其他弱勢階層,保證因政府不作為或濫用職權而遭到損害的公共利益得到救濟并提高公民對憲法實施過程的參與程度,對原告資格進行限制。

    [12] Vimla Bhai v. Union of India, Delhi, High Court, Cm 15895/2005 in W.P. (C) 17682/2005,新德里高等法院表達了他們的擔憂,政府不能夠找到有資格的人員來填補NEAA的空缺,所以審判長和副審判長的職位從2000年7月到2005年8月一直處于空缺狀態。

    [13] NGTA于2009年7月31日提交至議會,2010年4月30日正在下議院(Lok Sabha)通過,2010年5月5日在上議院(Rajya Sabha)通過,并最終在議會通過于2010年6月2號開始實施 。

    [14] Law Commission of India,‘124th Report on a Fresh Look at High Court Arrears’, http://lawcommissionofindia.nic.in/101-169/Report124.

    [15] Lord Woolf 在加納對英國環境法協會做演講的主題為:環境司法短視嗎?其中提議建立一個“一站式商店(one stop shop)”一樣的環境專門審判機構。

    [16] NGTA對“環境”進行了明確界定,認為環境包括水、空氣、土地及其水、空氣、土地與人類、其他生物、植物、微生物、財產之間的內部關系。

    [17] 環境相關的大量實質問題可能有兩方面:第一個是對整個社會公眾來說,受到影響或可能受到環境嚴重后果影響的,或對財產有實質性損害的,或有害于公共衛生的,這些都是直接違反法定的環境義務。第二個方面是與環境后果相關的具體的污染活動或污染源,簡單來說就是 “與環境有關的”與“由環境所導致的”兩個方面,參見Gitanjali Nain Gill的“A green tribunal for India”—jurisdition部分。

    [18] 相關法律規定在NGTA附表1中明確規定包括1974年水(污染防控)法、1977年地方水(污染防控)法、1980年森林(保護)法、1981年空氣(污染防控)法、1986年環境(保護)法,1991年公共責任保險法、2002年生物多樣性法。

    [19] 這里所指的“上訴”與一般意義上所指的訴訟當事人不服法院的判決上訴到高一級法院的含義不同。它是指當事人對于行政決定不服而向法院提起的訴訟,在法院審判層級上仍然屬于一審,所以有時也用“起訴”代替它。在1995 年以前,這類案件需要提交初審法院的民事審判庭審理,由于耗時太長,所以大部分轉到環境法庭審理。

    [20] NGTA16條,主要包括:依據1974年水法28節上訴機構作出的命令或判決,依據水法29節國家政府通過的命令,依據33(A)款委員會發布的指導意見;依據1977年地方水法13節上訴機構作出的命令或判決;依據1980年森林(保護)法第2節國家政府或其他機構作出的命令或判決;1981年空氣(污染防控)法第3節上訴機構作出的命令或判決,依據1986年環境(保護)法對在企業、操作或程序或企業群不被執行或不采取一定保護措施的地區授權進行環境清理的命令;依據1986年環保法拒絕授權清理去執行任何活動、操作或程序的作出的命令;依據2002年生物多樣性法,國家生物多樣性機構或州生物多樣性委員會對任何分享利益的做出的決定或命令。

    [21] http://www.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accessed 17 June 2010.

    [22] 依據印度中央政府或州政府依據2008年5月修正的民事訴訟法典規定認定的貧困線。

    [23] 何兵、王軒:《印度公益訴訟制度》,《行政法學研究》2007年第3期。

    [24] L Jishnu,Black Holes in the Green Tribunal Bill,Business Standard,2009(12)25.

    [25] 據筆者統計:目前我國審判庭的建設情況是:1989年武漢硚口區法院環境保護庭、2002年沈陽東陵區法院環境保護法庭、2004年石家莊晉州市環境保護法庭、2006年沈陽鐵西區法院環保審判庭、2007年貴陽市中級法院及清鎮市法院環境保護法庭、2008無錫市中級法院環境保護審判庭、2008年昆明市、玉溪市、澄江縣及通??h環境保護審判庭、2010年福建漳州市中院生態資源庭。專門巡回法庭有:2004年大連沙河口區環境保護巡回法庭(設在沙河口區環保分局內)、2006年山東茌平縣環境保護巡回法庭環保法庭(設在鐵西區環保局內)、2008年南京市建鄴區環境保護巡回法庭(設在建鄴區環保局內)、2008江蘇常州市新北區法院專門巡回法庭(設在常州市環境監測支隊內)。合議庭有:2008江蘇無錫市轄區內環境保護合議庭、2009福州鼓樓區法院環保合議庭。

    [26] 一是指定某個環境法庭審理來自于某個區域所有的環境糾紛,二是授權行政機構對損害公共環境資源的行為提起環境公益訴訟。

    [27] 李摯萍:《美國佛蒙特州環境法院的發展及對中國的啟示》,《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10年第l期。

    [28] 劉愛良:《瀏陽河水污染事件應催生環保法庭》,《生態經濟》2009年第3期。

    [29] 如貴陽規定了涉及“兩湖一庫”水資源保護以及環城林帶范圍內的環境民事訴訟、環境行政訴訟、環境公益訴訟的一審都由清鎮市人民法院管轄。

    [30] 黃莎:《我國環境法庭實踐的困境及出路》,《法律適用》,第2010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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